廣州“指標到校”的中考新政甫一出臺即引發廣泛爭議，從年前爭到年后，一直持續到現在。

　　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個政策的最大不合理性在于：廣大家長[微博]和考生根據已有的規則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擇校、考民辦名校，現在突然要改變規則，那么他們先前所做的努力不說完全白費，至少是相當受損，這是不公平的，在政策的邏輯上也難以自洽，違反了形式邏輯最基本的同一律。

　　所以我完全贊同孟浩、韓志鵬兩位委員的觀點：應該有一個三年的緩沖期，也就是說，今年制定的中考新政，針對的絕不能是今年要參加中考的這些學生，而是今年準備小升初的這部分學生，讓他們從一開始就依照、服從同一個規則來做安排、計劃，只有這樣才是公平合理的，也能保持政策的邏輯一致性。如果一個政策帶有這樣的邏輯硬傷還要強推施行，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前幾天市教育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我們才知道原來“指標到校”是國家、省的政策。我覺得即便如此也不應該這樣來施行，還是那句話：新政只能管三年以后的考生，讓現在準備小升初的學生和家長根據新政來制定計劃，這才是合理的。這就像體育比賽，運動員總是按照比賽的規則進行訓練；反過來說也一樣，比賽的規則也只能適用于根據你的規則進行訓練的運動員。如果運動員一直是按照某一套規則在訓練，結果臨比賽你突然改變規則，這就沒法比了。

　　關于中考新政的初衷，相信是為了教育公平。但是，問題抓對了，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卻有點本末倒置。廣州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不在于生源，而在于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平：同屬公辦學校，但教育資源的分配卻有的多有的少，極不均衡，導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這樣的不均衡直接催生了民辦名校的產生，使考生和家長為了獲得好的學位不得不付出額外的成本和代價，最典型的就是小升初的趕場考試和一直難以解決的擇校費問題，義務教育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名不符實。

　　解決這個問題，正確的途徑應該是從源頭上找原因、在源頭上下工夫：為什么會出現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如何確保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等等。而不是靠類似“指標到校”的指揮棒企圖來引導學生不要再削尖腦袋進名校——只要學校的差異存在，學生和家長就一定會想方設法進名校，“指標到校”什么的只會給他們增加更大的負擔、增加更大的不確定性。

　　當然，為了追求教育公平，廣州也不是沒有努力過，我印象最深的是名校兼并：由一所名校兼并數所學校，通過師資、資源的統一調配來帶動那些學校共同進步。具體成效如何不得而知，至少從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當然也會面臨學校傳統的斷代等等一系列問題。總之一句話：教育不公平，根子在學校和學校的行政主管部門，而不是在千方百計想要入讀好學校的家長和學生身上。不去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卻將著力點放在家長和學生身上，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

　　廣州中考新政面臨的困局再次將一個老問題擺在全社會面前：如何確保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無數次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公共政策沒有經過民意機構的審議、批準這一現代政治的合法性程序，導致其從一開始就缺乏堅實的民意基礎，那么政策的合理性將斷無可能，其施行也必定阻力重重。例子太多了，廣州中考新政不過是一個最新的注腳。

　　不管怎么說，期待廣州中考新政有一個合理的結局，否則廣州的所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形象將失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