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與陳寅恪的人生頗有共同之處，他們都出身學問世家，一樣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同樣學識淵博、性情耿介，但有一點無庸置疑：對陳寅恪的某些學問，錢鍾書并不認可。

1978年8月至9月，錢鍾書隨中國學術代表團訪問意大利。9月5日，歐洲研究中國協會在奧爾蒂賽依舉行第26次會議，錢鍾書應邀作了一個題為《意中文學的互相照明：一個大題目，幾個小例子》的演講，并提交一篇論文：《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在論文中，錢鍾書談到"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對大陸古典文學研究帶來的深刻變革"，開首即是"對實證主義的造反"。實證主義又稱實證哲學，最初源于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與英國，它強調感覺經驗，醉心于細節考證，常給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印象。錢鍾書說："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與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在演講時，他以習慣的錢式春秋筆法提及陳寅恪的研究：解放前一位大學者"曾憑自己的淵博知識和縝密的細心,考證唐代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問題,而這是一個比'濟慈喝什么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里來鑒定圖書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

1979年4月至5月，錢鍾書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國訪問，履痕遍及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貝克萊分校等地方。在此期間，他又批評《元白詩箋證稿》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一節太"微不足道"。

錢鍾書對陳寅恪的"不感冒"，還反映在其對陳寅恪贈書的態度上。1950年11月，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出版了陳寅恪的學術代表作之一《元白詩箋證稿》線裝本，此書用的是"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一是以史證詩，即用史家眼光分析元白詩歌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兩位作者生活的特定環境，以求貼近作者；二是以詩證史，即通過發掘詩中的時間、地域、人物、內容、器物等史料，與某些史籍的記載相對照，目的是探求歷史真相。陳寅恪對此書很滿意，書一出印刷廠，他就提取了一部分贈給自己的師友與學生，其中也包括了錢鍾書。錢鍾書后來如此回憶："我和陳先生從未談過話，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給我夸獎《談藝錄》，并贈《元白詩箋》一本，我回信謝了。我和他的交往僅止于此。雖然他父親和我父親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錯過了向他請教的機會。"錢鐘書對《元白詩箋證稿》印象如何呢？他在1984年4月22日給富壽蓀的回信中說："陳先生書曾蒙見惠，弟不喜其昧于詞章之不同史傳，刻舟求劍，故未卒讀也。"類似的意思，他在致傅璇琮的信中也說過:"弟今春在紐約,得見某女士詩詞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題畫詩中兩句,謂為贈彼之作,他年必有書呆子據此而如陳寅恪之考《會真記》者"。

然而，對陳寅恪的詩詞，錢鍾書卻是出自內心欽佩的。陳寅恪有個學生叫蔣天樞，因為極其尊敬陳寅恪，不時向老師請益，被陳寅恪視為可以托命之人。上世紀70年代末，蔣天樞整理陳寅恪一本詩稿，發現其中有缺字、漏字的情況。加上詩稿經過動亂時期，收集不齊，毀損嚴重，蔣天樞請求錢鍾書幫助校訂，并將缺字、漏字補上，錢鍾書滿口答應。受托之后，錢鍾書特別認真。陳詩缺漏的字并不多，但每補一字，錢鍾書都要反復吟詠品味，既要顧及文字的貼切精美，還要考慮意思的相融相合，偶得一佳字即手舞足蹈，快活得像得了頭獎一般。2003年10月，執教于臺灣高校的汪榮祖先生來北京拜訪楊絳。談到陳寅恪時，楊絳說：錢鍾書晚年非常欣賞陳寅恪的詩，說早知陳先生如此會作詩，在清華讀書時，一定會選陳先生的課。

有段時間，學界流行"錢鍾書看不起陳寅恪"的說法，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作為一個深諳文學之道的人，錢鍾書不喜歡陳寅恪式的有點意氣用事的考證，認為這樣的考證掩蓋文學的思想藝術光芒，這是事實，但在目前可以公開見到的材料中，錢鍾書的批評只是指向陳寅恪的某些考證方式，并未從整體上否定陳寅恪在文史研究上的成就。錢鍾書對陳寅恪詩詞超乎尋常的喜愛，也說明他對陳的批評是一碼事歸一碼事的。換句話說，就是：錢鍾書批評的只是他認為不對的、不好的事情，對他認為正確的、好的事情，則熱情贊揚。

"文人相輕"，是中國人最愛說的一句話，我們很少注意到一些老式文人在學術批評中往往滲透著深刻的理性精神。比如胡適與陳獨秀，兩人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觀念都有諸多不同，但爭論歸爭論，陳獨秀被政府逮捕了，胡適還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一次次營救。再比如魯迅與林語堂，兩人也相爭過，可魯迅逝世后，林語堂依然寫懷念文章，高度肯定魯迅文學創作的思想藝術成就。這些人爭論時總是就事論事，不人為地壓小，也不上綱上線、刻意夸大。

真正的學問是來不得火躁脾氣的，在學術批評時"一碼歸一碼"，既是對文藝、科學規律的尊重，也是對學術良知的呵護。